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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启蒙时代》- 我们的现代是如何产生的
  •   《启蒙时代》作者PeterGay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23年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家庭。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他们一家在1939年逃离德国,历经坎坷于1941年才抵达美国。1947年和1951年,Gay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48年起,他在哥大先后就任政治学和历史学教席,1969年转至耶鲁大学,1993年退休。

      启蒙时代,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将自信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各个阶层的人们自信满满,开始相信理性和行动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启蒙哲人充当了先锋和谋士,他们以追求自由为最高纲领,着手设计了各种改造方案。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狄德罗的戏剧、伏尔泰的小说、休谟的认识论、莱辛的论辩、康德的批判……在18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俞发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人们终于开始运用批判性才智来审视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夭亡,毁灭性的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最终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这些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内容——人从自找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敢于认识,敢于发现。启蒙哲人对这一纲领的共同追求,成就了一场打破思想束缚的集体反叛,使启蒙运动成为一场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自我命名的。牛顿在力学和光学领域的突破性成就不仅成了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源泉,而且也提供了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隐喻:光明。启蒙哲人使用光的隐喻,呼唤光明,传播光明,用光明来驱逐黑暗。“启蒙”一词在法文和英文里都源于“光”。光或光明代表智慧、开明、理性、自由,最重要的是代表了批判性思维,与之相对的黑暗则意味着愚昧、守旧、盲从、专制和宗教偏执。康德在一篇著名的短文中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最著名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的状态。”“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还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

      大体上看,启蒙哲人的身后毁誉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相继发生,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法国大革命不仅引发了思想界的大分裂,也促成了启蒙运动的结束,把启蒙运动变成了一个大问号。启蒙哲人,要么某些人要么全体,被视为造成流血的罪魁祸首,受到追究和抨击。早在1790年,保守主义之父爱蒙德·伯克就抨击法国大革命沦为一场大灾难,诟病启蒙哲人将自由作为孤立的形而上学抽象,消弭了个人价值抉择和传统所蕴含的经验智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也认为,启蒙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绝对观念,在可怕的现存社会状况中有其正当依据和批判功用,但就实践结果而言,则与恐怖有直接相关性。随后兴起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更是一度把启蒙运动埋没在忘川里。

      其次是极权主义。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研究逐渐升温,对启蒙的评价再次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分化。第一部系统深入的研究专著是德国犹太裔学者恩斯特·卡西勒的《启蒙哲学》。正如PeterGay在《启蒙哲学》新版前言中指出,该书发表于1932年,正值法西斯主义猖狂崛起之时,这就使得该书具有了特定的时代色彩和价值。卡西勒重申了康德的论断,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启蒙理想,即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同样是试图从思想上回应极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对启蒙运动作出了相反的解读。就在《启蒙哲学》出版的同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发表了《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认为启蒙运动不过是用理性的乌托邦取代宗教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变形在当代仍在重演,人类前景不容乐观。流亡到美国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4年)中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倒退,进而追溯到启蒙的异化、蜕变和局限。“二战”结束后,极权主义的话题在“冷战”背景下进一步发酵。耶路撒冷大学教授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曾轰动一时。

      第三个主题是现代性。在冷战背景下,现代化理论兴起,现代化成为西方宏大历史叙事的主线。启蒙运动被描述为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创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现代化启蒙运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就是《启蒙时代》的作者PeterGay。

      Gay试图把启蒙运动置于更宏大的西方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中。《启蒙时代》由《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和《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两卷构成,全书按照辩证的三个主题展开论证:对古代的追慕(正题)、与基督教的矛盾(反题)以及现代性的追求(合题)。针对贝克尔、塔尔蒙等人对启蒙运动的贬抑,Gay明确把启蒙运动与当时学术界热议的“现代性”正面联系起来。

      邓晓芒评价《启蒙时代》时写道:“对那一段启蒙运动,还没有看到过这么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么精细地还原历史的原貌,让人身历其境。书中对当时启蒙学者的个性描写,栩栩如生,没有刻意美化,也不作道德谴责,特别适合我们当代人的口味。读了这本书,‘什么是启蒙运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几个空洞的命题,而是进到历史记忆深处,怀着对一群过世的老朋友的亲切怀念,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启蒙运动研究领域新作迭出,Gay的《启蒙时代》的经典地位也在争议中得到确立。他的启蒙运动研究及其核心观点,即现代化启蒙运动论,作为一家之言,目前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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